他扎根市场经济理论研究70余年，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常青树”；在价格改革、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等方面提出许多颇具建设性意义的主张，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突出理论贡献；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关心着年轻学者的成长。

“为国家发展尽经济学家的天职。”这是他毕生身体力行的信念。

他，就是“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卓元。

70余年笔耕不辍：“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多次参与中央重要文件起草工作……谈到张卓元，人们难以避开这些夺目的“光环”。

但当记者问张卓元，是什么促使他投身经济学研究时，他只简单回答了两个字：“兴趣”。

1933年，张卓元出生于广东梅县。195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个正在紧张备考的高三学生读到了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尽管对书中的基本原理一知半解，但书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使张卓元入了迷，让他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兴趣的力量是巨大的。1950年高考，17岁的张卓元以优异的成绩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同时录取，他果断地选择了后者，开启了与经济学长达70余年的不解之缘。

张卓元笔耕不辍，先后出版著作近30部，发表论文500余篇，主持编写了《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和《新中国经济学史纲》等重要文献，为中国经济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做学问难，难在耐得住寂寞、守得住信念。张卓元，正是那个坐得住“冷板凳”的人。

2009年，张卓元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讲出了他心中的“学术观”——

“对于做学问来讲，最重要的应该是兴趣，其次才是天赋。仅有天赋，没有兴趣，对知识没有渴求和好奇，很难静下心来钻研。兴趣恰恰是‘坐下来’并且‘坐住’的关键。”

探寻“价值规律”：“研究应与国家所需相结合”

谈到自己几十年来的治学心得，张卓元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赶上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大变革的好时代。

大学毕业后，张卓元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随后参加了由时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主持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编写整理工作，开始了对“价值规律”的不懈探求。

1962年，张卓元发表了《对“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初步探讨》一文，对商品社会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能够实现的前提进行了探讨，在学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张卓元从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出发，逐渐产生以市场化推进价格改革的观点，与后来坚持稳定地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张逻辑一致、思想一脉相承。

70余年研究生涯，张卓元始终把自己的研究和国家发展所需紧密结合起来，将理论的创新扎根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参加了诸多中央文件的起草和决策咨询工作，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研究改革开放问题，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天职，也是我们施展才能、报效祖国的绝好机会。”

2013年，在荣获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时，张卓元在致辞中这样说道：“这个时代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和极为丰富的素材，也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最广阔的舞台。”

一步一个脚印：“向调查研究求智慧”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对此，张卓元也有着自己的理解与坚持。

“1961年和1962年，我两次跟随国家有关部门到浙江开展调研，一次是到杭嘉湖地区调查农业生产、农民收入、农产品成本问题，一次是到杭州调查农产品成本和价格问题。”张卓元回忆，这两次调查，使他对我国农村的实际有了初步的了解，也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

调查回来后，张卓元的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经济研究》和《光明日报》上，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没有两次浙江之行的所见所闻，是写不出这两篇文章的。”张卓元说。

实践出真知。张卓元认为，做研究，特别是经济学研究，不能只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抠概念，而是要更多地从实际出发，找问题、找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研究如此，为师亦如此。对于自己的学生，张卓元也要求他们不能只是囿于书本或是在网上查资料，吸收别人的“间接经验”，而是要多开展实地调查、多了解真实情况。

如今，张卓元已91岁高龄，但仍保持着良好的身体状态和健康的生活习惯。

与此同时，他仍旧对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保持着高度的关注，特别是关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部署。

“高山高而不险，流水急而不湍”——

这是“稳健改革派”张卓元的学术生涯，也是他的人生写照。